（Makela Jukka）

　　科技学硕士， 2011年1月起任艾斯堡市市长，曾任芬兰工程师学会主任。

　　认为城市创新与居民生活的关系是：让当地的研究机构和初创企业来帮助我们解决城市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如何为老龄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

　　张茹

　　作为芬兰第二大城市的艾斯堡以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著名，是北欧地区具有领导地位的科技中心。在这里，既有曾铸就辉煌的诺基亚总部，也有像“愤怒的小鸟”这样的新兴之秀。芬兰著名的技术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坐落在这座风景秀美的城市，比如阿尔托大学。（注：阿尔托大学是2010年由赫尔辛基经济学院、赫尔辛基理工大学、和赫尔辛基艺术与设计学院合并而成）。

　　近年来芬兰以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而闻名全球。以创意产业著称的芬兰很注重国际合作，同济大学中芬中心就是阿尔托大学与同济大学共同成立的跨学科创新平台。

　　一个地处北欧仅有500万人口的小国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创新能力？芬兰是如何根据自身优势打造本国的科技创新体系的？芬兰有哪些创新经验值得上海借鉴？

　　带着这些问题，《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分别在11月27日和12月18日专访了艾斯堡市市长和芬兰信息通讯技术科学与创新战略中心中国首席代表、中芬ICT联盟协调员马蒂·哈玛莱宁。

　　城市的创新与教育密切相关

　　上海经济评论：艾斯堡是北欧地区的科技中心，请问它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喜欢把艾斯堡称为高科技和创新城市。我认为首先它是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所在地，现在属于阿尔托大学。此外，诺基亚总部、通力电梯以及“愤怒的小鸟”开发商Rovio公司都在艾斯堡。这些公司都在艾斯堡创立并发展。另一个原因是，艾斯堡是一个成长中的城市，是在芬兰成长最快的城市之一。这意味着我们在提供新的城市服务时，需要融入更多的科技和创新。还有，艾斯堡有很多儿童人口，当地居民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因此我们的教育水平也很高。

　　上海经济评论：艾斯堡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可以为当地居民带来什么？

　　：我们把居民的生活放在首位，致力于从他们的需求出发，提供新的服务，改进现有服务。我们的一个举措是，让当地的研究机构和初创企业来帮助我们解决城市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比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如何为老龄人口提供更好的服务。我认为这些机构和企业会比我们政府部门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

　　我认为建设智慧城市很重要，我们需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提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艾斯堡是一个科技密集城市，同时也有很美的自然风光，因此可持续发展也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创新项目与绿色科技有关。

　　上海经济评论：艾斯堡是诺基亚总部的所在地，诺基亚现在受到了市场的冲击，这对于艾斯堡市是否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现在诺基亚的员工数量大概只有过去的一半。曾经在诺基亚任职的员工有很多都去了中小型公司。我认为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新兴企业，我们要感谢诺基亚，因为诺基亚员工经验和知识对于中小企业，甚至对于整个芬兰来说都很重要。

　　科研机构、大学、企业

　　和城市要精诚合作

　　上海经济评论： 你对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有什么建议？

　　：最关键的是科研机构、大学、企业和城市的合作。芬兰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因为芬兰是一个小国家，所以这更有利于产学研结合模式的发展。此外，我们有很好的教育体系和创新体系。我们注重学习如何在创新的基础上利用高科技，比如说今天在中芬中心成立的ISeeLife!实验室（注：该实验室通过研究、了解老龄人群真实的日常生活需要，以及他们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本性；基于数据，实验室与老龄人群共同提出、开发并测试这些创新的解决方案。）就是很好的例子。

　　艾斯堡有很多注重创新的小公司， 开发“愤怒的小鸟”的Rovio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公司。我们擅长信息通信技术和游戏开发，今后我们希望将信息技术方面的优势运用于医疗和公共服务上，尤其是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我们在这方面很有潜力。我认为上海也应该多一些这样的公司。

　　上海经济评论：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注重创新的小公司，政府给予它们哪些扶持？

　　：我觉得我们的投入还不够。我们需要给小公司更多的风险投资。芬兰的市场很小，所以我们要走出去。

　　上海经济评论：你认为，一个城市应该如何营造一种创新的氛围？

　　：我认为教育非常重要，另外还要多一些注重科技和创新的公司。对待创新的态度也很重要，尤其是大学里的年轻人、企业家对于创新的态度。在过去十年，芬兰做得很好。比如每年举行的Slush大会（芬兰初创企业研讨会）就体现了芬兰对待创新的态度。它是芬兰初创企业和投资者交流的平台，也得到了官方很大的支持。今年，芬兰国家总理亚历山大·斯图布出席了在赫尔辛基举办的Slush大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也出席了这次大会的开幕式。

　　芬兰正在积极培育

　　公私协作的模式

　　上海经济评论：你是ISeeLife!实验室的发起人，请介绍一下这个实验室主要是做什么的？

　　马蒂·哈玛莱宁：我们设想以ISeeLife！实验室为基础，构建一个全球范围的实验室网络，目的是为了联合世界各地的学术专家、学生、企业、公共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为应对将来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措施。

　　正如实验室的名字ISeeLife！（我看见生活）所言，我们希望让人们的生活“可视化”，将生活展现在他们自己、亲朋好友以及任何他们想展现的人面前，也包括那些可以通过掌握这些信息更好地为热门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公共和商业机构。我们的初期目标是通过收集发生在老年人身上的故事和问题，研究、了解老龄人群真实的日常生活需要，以及他们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改变的本性；基于这些数据，提供和智能家居、智能生活相关的 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有望在2015年付诸实践。

　　上海经济评论：你们将如何把ISeeLife！实验室的研究结果和创新方案转化为实际的解决措施？

　　马蒂·哈玛莱宁：最重要的一个模式是公私合作模式，也就是说这些措施提出到付诸实践都是基于公共团体、私人团体、措施受益者和当地社区的合作。所以这也需要相关的学术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支持。尤其是城市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他们承担着解决人民日常生活问题的责任，诸如健康，福利和养老。目前我们已经与来中国、日本和芬兰的大型公司、初创公司、学术机构展开了合作。这些企业和机构涉及很多方面，比如智能家居，智能生活，社会福利，养老和数据分析等等。

　　上海经济评论：芬兰是一个以创新著称的国家，请问你们是如何保护创新项目的知识产权的？

　　马蒂·哈玛莱宁：是的，芬兰在各类创新排名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森林业、机器和金属业（包括造船）、信息通信技术（比如电信和手机技术）、生命科学（包括生物技术、健康和福利）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游戏产业都是我们的重点产业，也是相关研究和教育领域的重点。

　　传统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专利认证，我认为在中国，这种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做得不错的，比如你从中兴、华为这些信息技术公司申请的专利数量上可以看出。当然，与一些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许多行业还有改进的空间。但是在我熟悉的信息技术领域，我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说到芬兰的知识产权保护，具体来讲，我认为我们国家有着成熟的开放解决方案的传统。这主要体现在开放源代码软件等领域，有人说：“互联网上运行的软件大多是都来自芬兰。”像Linux系统，MySQL和MariaDB数据库，以及互联网聊天工具Internet Relay Chat都来自芬兰。

　　此外，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样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和小米这样快速成长的手机企业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未来一些新的平台和“游戏规则颠覆者”将会在中国出现。

　　上海经济评论：芬兰是如何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

　　马蒂·哈玛莱宁：芬兰已经从传统的线性和封闭的创新模式转化为更加广泛、开放和系统的模式。而且，芬兰也在积极培育公私协作的模式，目的是为了将公共资源与各行业的私营企业整合，发挥协同作用。比如科学、技术与创新战略中心（SHOKs）已经成为推动芬兰创新政策的驱动力。目前，该战略重心由六个国立开放创新联合体组成：Cleen公司（环境和能源领域），FIMECC公司（金属行业），SalWe Oy公司（健康和社会福利领域），DIGILE（信息通讯技术科学与创新战略中心），RYM公司（建成环境领域）以及芬兰生物经济集群FIBIC。

　　芬兰研究和开发投资的主要国立机构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Tekes）设立了许多项目，有的项目专门关注初创企业的发展，有的旨在帮助传统行业转型。比如“工业互联网—商业革命项目”就是资助那些利用数字化技术发展新的服务和商业模式的项目。

　　在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正在不断挑战芬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创新系统的大背景下，芬兰必须不断地发展并与像中国这样的战略伙伴合作。

　　另外一方面，芬兰的初创公司有许多创新活动，有些成功的投资项目甚至是学生社团发起的。现在，这些“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动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政府通过“芬兰工作组”（Team Finland）和“Slush大会”这样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投资。Slush大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去年，参加Slush大会的成长型企业共获得了一亿五千万欧元的投资， 这是一个灵活、快速、高效的模式，“芬兰工作组”的优势在于有广泛的资源和全球性的市场营销网络。

　　上海经济评论：芬兰有非常成熟的创新体系来鼓励创新，怎样的项目比较容易获得类似Tekes这样机构的资金支持？

　　马蒂·哈玛莱宁：在芬兰的创新体系中，对于不同阶段的研究有不同的机构提供基金支持。比如初级阶段的研究由芬兰科学院提供支持，应用研究则由Tekes提供支持。科学科技创新战略中心（SHOKs）是靠产业驱动的，但是它关注的是那些仅靠单个企业无法完成的重大突破型项目。

　　如果要顺利获批基金，研究项目应当具备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岗位的潜力，因此该项目通常需要参与者提供方案和承诺，确保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模式。对于申请项目的评估通常会在成熟的领域和新的未知的但有可能带来高回报的领域之间权衡。

　　开放的创新越来越重要

　　上海经济评论：你是DIGILE（芬兰信息通信科学技术与战略中心）中国合作部的总监，你怎么看中国企业和政府对创新的态度？

　　马蒂·哈玛莱宁：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在与中国的企业、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士合作，我发现人们对于创新的看法和政府对待创新的态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近年来，中国正快速成长为一个创意经济体，这在许多方面有所体现：比如，高校的学生对创意活动越来越感兴趣；企业也是如此，其中包括大型的传统企业和年轻的初创企业。一些初创企业成立了才一两年就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比如说小米公司。

　　创新的活力也体现在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商业模式创新、设计和服务经验也开始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创新手段的补充。

　　在国际合作中，开放的创新和众包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于像芬兰这样一个靠创新驱动的小国来说非常有利。将芬兰的技术优势与中国的巨大市场和资源相结合，这种优势互补的创新模式下产生的成果在全球市场上也是很有竞争力的。

　　上海经济评论：芬兰是一个小国，但是芬兰的创新能力很强。上海也在为建设科创中心努力，你认为芬兰有哪些值得上海学习的地方？

　　马蒂·哈玛莱宁：作为具有多元文化的城市，上海很早就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商品和服务。因此，上海也能够凭借这些条件成为未来的创新中心。在今天这个快速变革的网络环境中，创新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环境中产生。我们需要自下而上的创新环境，我们也需要平台，比如港口。尽管港口城市目前重要功能是物流中心，但是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传统的行业，比如零售业、制造业等将会发生改变，因为许多物品，从家居用品，到汽车零件甚至到人体器官和房屋都可以通过3D打印机打印而不再需要运输。在今天这个新的时代，港口城市可以发挥更多功能，成为创新中心。比如，可以在海边建一个“创意村”，打造一个自然的、能激发灵感的环境供人们工作和休闲。我认为上海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环境，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城市。

　　芬兰创新的成功得益于许多因素，首先是一个保证人人都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此外芬兰有很强的安排和管理资源的能力，这从我们的造船业可以看出。还有我们的设计和创意，这从近年来芬兰游戏开发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因为芬兰是一个小国，所以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与其他国家合作，芬兰在国际合作中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开放、易合作和值得信赖的。

　　我们将芬兰定位为连接世界的开放、诚信、透明、创新的数字化商业中心。相信上海也能成为创新中心，像它的物流业一样，成为中国东部创新的通道。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