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精神层面而言，中华文明非常重视吸纳外来文化，并不时将优秀的外来文化内化为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尤其是各宗教信仰形成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
史书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就在中亚的大夏习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这里的“摩诃兜勒”就是“马其顿”的音译。“摩诃兜勒一曲”就是指马其顿人的一首歌曲。张骞将马其顿人的音乐传入中国，李延年又将其更造新声，对原来就有的黄鹄、出关、入关、出塞、入塞等诗歌谱上了“摩诃兜勒”之曲。这本身就说明：马其顿人的音乐早在汉代就已经融入了中华音乐文化之中，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产生于古代印度的佛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宗教。据《魏略·西戎传》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这是佛教经典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东汉明帝以后，来华传教的高僧渐多，或建寺传教，或翻译佛经。不过，按“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异，则决难保持。”但佛教传入中国后，相反相成，迅速“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当然，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活跃期。唐都长安更是中西物质、文化交流汇集的中心。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盛唐长安作为国际中心的真实写照。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中国史书上把它称为“景教”）从波斯传入中国。唐太宗“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七月，唐太宗特为“景教”下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意是：宗教不一定有相同的名字，信仰的对象也不一定相同，但只要对百姓有利，就准其传教。中国人并没有把“聂斯脱利派”定为异教，也没有将其驱逐消灭，而是让其“随方设教”。没有博大的胸襟、包容的心态，这是不可想象的。1920年10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近一年，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在西方，“如果一个人信仰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皈依另一宗教。但是在中国这种排斥性是不存在的，一个人可以既是佛教徒又是儒家弟子，两者并行不悖。”其实，在中国，既是儒家弟子，又是基督徒的也不少。这充分说明：中国文明的包容性还是极为鲜明的。
一般而言，宗教是最难被异质文明融合的，但在中华文明面前，不但佛教被中国化，景教和一赐乐业教都走上了中国化之路。中华文明包容能力之强着实让人吃惊。中华文明的开放与对异质文明的宽容和尊重态度，客观上融解了与外来群体的距离感，增强了他们对中华文明的了解与认同。
应该说，对于外来文明，中华文明是开放包容的。但包容并不意味着主体的消失。中国从未被征服过，中华文明也从未像罗马文明那样被外来的文明击垮过。佛教传入了中国，但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近代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冲击不可谓不大，但也没有把中国人变成西方人。因为中国人早已建立起了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文明主体性。坚守而不保守、自信而不自大是中华文明主体性的主要原则。就文明的自主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而言，文明自主性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有了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的自我。就文明的开放包容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而言，开放包容则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在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辩证看待文明的主体性与包容性，坚持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取向，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国人的智慧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