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4185/j.cnki.issn1008-2026.2018.04.019
老辈学人的回忆录，读起来很有意思，往往流淌着一股真性情。比如何兆武的《上学记》、汪子嵩的《往事旧友，欲说还休》，两位先生对前尘往事抱有反省的态度。殷福生同学在西南联大时站在党国立场，让何兆武和汪子嵩是可忍孰不可忍，给殷福生扣上“反动”和“落伍”的帽子。殷福生后来到了台湾，“改名”殷海光，走胡适先生的道路，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成为戒严时期温暖无数知识分子的“燃灯者”。何兆武和汪子嵩回首往事，不约而同提到老同学殷福生，认为以前持有的看法是不公允的。赵俪生一辈子心绪难平，但对“左倾”也有着基本的反省。虽然某一时期、某一执行政策的人，也会出来反“左”，但那是皮相的；他们一旦反起右来则是全心全意的，不断扩大化的。许渊冲为人厚道，懂得感恩，回忆起西南联大的师生，流淌着特别美好的感情。西南联大在诗人许渊冲心中，就是一首兼有优美和壮美两种风格的诗篇。张世英先生在理智和情感之间，保持了很好的均衡，张先生既有鲜明的态度，又有清朗的温度。
学界中的海外华人，驰骋在世界舞台上，描绘中国学术地图时，就不能让这些“巨星”局限在大陆这一地；再者，欧美学界的华人学者，遇到一个很大的天花板，最后多多少少有一种学术上的回归。这种回归，大多体现在以中国古典的文史哲为治学范围，像徐贲先生这样对当代中国如此接地气的海外学人，毕竟还是罕见。
1978年以前，中国学界近三十年间，政治挤压学术。改革开放以后，海外华人学者以其先天的优势，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信使，激活了中国大陆学术研究的范式。打开国门后，中国大陆不少学人失去了学术自信，海外华人学者也给大陆学界带来不少“洋片汤”（高王凌先生语）。中国大陆学人以前所信奉的似乎不顶用了，一时又不知哪尊洋菩萨合用，那么摆上一尊海外华人菩萨，也是极好的。
其实，海外华人学者内心深处异常清晰，欧美学界并不以中国研究为主流。欧美学界以中国为研究范围大体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人类学家，在中国发现奇风异俗；一种是研究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智库，智库可以说是最早的汉学家；第三种则是华人学者，往大了说，这是华人学者的中国心，往小了说，是一种无奈之举。华人学者研究欧美，即使语言过关，也有一个是否接地气的问题，真正想做一流的研究，大不容易。
欧美学界搜集、保存了大量中国史料，可以进行自由阅读，但海外华人学者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身在万水千山之外。这种对中国的距离感，有助于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文明。海外华人学者，有一段时间作为中外学术交流的信使，“出口转内销”，既然被当作菩萨，在与大陆学人交往时，带有天然的气场和势能也就在所难免了。
按理说，海外赤子回到故乡，“近乡情更怯”才对，然而在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却读不到这种情愫，而是满纸的高傲和自负，也许这正是何炳棣先生的真性情。
何炳棣的父亲何寿权先生在四十八岁时才有了这个独子，“我和父亲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这造成我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的大缺陷”。何炳棣将自己的秉性追溯到和父亲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道理就不够充足，问题的关键不在年龄，而在父辈的脾气秉性。何炳棣遇到潘光旦先生，潘先生自会有一番符合科学的解释。
父亲跟何炳棣说及：“你祖父寿至八十三，祖母寿至八十七，隔代遗传很重要，好自为之，你也可能像祖父母那样长寿的。”没想到他紧接就讲西周昭穆制的要义，很自然地就在他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何炳棣的父亲只是一位前清时期每年最多发四两廪饩银的廪生，经史子集不一定多么精通，但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很容易将小孩子作为一个囫囵的人，诸子百家，有所涉猎，多多少少有些“位育”的影子。
何炳棣父亲还是一位新派人物，在老家金华毁庙兴学，不为乡里所容，离家北上，最后落脚天津。何寿权先生脾气如何，何炳棣没有直接谈及，其堂哥何炳松倒有回忆：“我们上一辈兄弟四人之中，以三叔为最有才，性格也以他为最倔强。”在何炳棣眼中，父亲是一位怀才不遇的斗士。何寿权先生也确实倔强，毁庙兴学之举，得罪了父老乡亲，被迫离家之前，指着金华江发誓：吾此行有如此水！一语成谶。何炳棣阴历十岁那年，背井离乡多年之后，因为梦见父母，这位前清廪生才想起来按生日、忌日祭祀父母，何炳棣才第一次知道了祖父的名字。
何炳棣是有“自负”的底气的。少年何炳棣聪慧异常，智力超群，经常跳级，十六岁便考入山东大学。其家族成员中，姨父俞星槎在保定陆军学校学习时，与同宿舍的白崇禧友善，后成为新桂系的重要幕僚，曾担任过国防大学中将教育长。
堂哥何炳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暨南大学校长。这位“阿松哥”长何炳棣二十七岁，因为不在一起居处，所以与何炳棣一家往来不多，以至成为叔叔何寿权一家传说中的人物，阿松哥长，阿松哥短，典型的励志榜样。
1936年春，担任暨南大学校长一年的何炳松先生来到清华大学观摩，正在清华图书馆阅览室看书的何炳松，要不是潘光旦教务长的细致，堂哥何炳松走到身边，即使何炳棣看到了也不大认识。何炳棣回忆：一天下午，看见教务长潘仲昂（光旦）先生陪着一位修长、潇洒、平头，身着灰呢长袍，手持高级烟嘴而不吸的“绅士型”的中年学者，慢慢地走向我的面前。潘先生说：“你哥来了，你还不知道！”
长何炳棣二十一岁的堂侄何德奎，三四十年代乃何氏家族另一位中流砥柱。何德奎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当时哈佛的同窗有陈寅恪、汤用彤、吴宓。何德奎学成归国，曾任教于大同大学、光华大学，上海工部局首位会办，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是钱大钧的得力助手。何德奎夫人杨闰康，岳丈杨荫杭，妻妹杨季康，妻妹夫钱钟书。以上这些亲戚，无一不能引起何炳棣的自豪以至于自负。
何炳棣父亲怀才不遇，加之家道中衰，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本身就孕育着一种不屈服，或者抗争的性格，挽狂澜于既倒。何炳棣如果没有得到堂侄何德奎的支助，在水木清华极有可能与赵俪生、王瑶、魏蓁一同学一起成为“革命左派”。何炳棣并没有因为家庭的变故而成为左翼青年，不管何炳棣本人是否认可，何德奎每年二百块大洋的支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不妨把《读史阅世六十年》看成一首诗，不必当成传记，即使诗人，经过了人生的大风大浪，到了晚年也应变得恢宏大度，至少有一点宽容，何炳棣身上似乎并没有。
何炳棣一生都在励志，不论早岁还是晚年。为了证明自己一生选择之正确，他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把自己与清华大学结缘，追溯到还是九岁小学生的时候。
父亲虽无意诱导我一生专攻历史，他却明明白白地叫我立志先考进清华，再准备考出洋。早在1926年冬一个日丽风静的星期天下午，他带我去八里台参观南开大学的校园。那宽敞画出跑道的田径场、秀山堂、思源堂等西式的建筑，真开了小学生的眼界。父亲似笑非笑地问我，长大要不要来这里读大学。我说当然想来读。他面容马上变得很严肃，指出南开之有名是因为中学办得好。办大学很费钱，南开大学是新开办的，底子还不够厚。他紧接着说，他供得起我念最好的小学，也供得起我念南开中学和国内较好的大学，但是绝对没有能力供我出洋留学；而“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我问父亲怎样才能出洋。他说本来像炳松哥和阿奎（德奎）都是考取浙江省和教育部的官费留美的，现在浙江已经没有官费留学了；本来清华学堂毕业个个都派出洋，听说清华已准备改成大学，改成大学以后毕业生恐怕不能个个出洋了。出洋是越来越难了。看来还是只有多用功先考进清华大学再说，反正清华的学生考取留学的机会要比别的大学学生多一些。于是我从九岁起就以考清华作为头一项大志愿，考留学作为第二项更大的志愿。
此时距何炳棣入读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不到两年。开蒙不久，何寿权就要带孩子到南开励志，似乎有些拔苗助长了。何炳棣小小年纪就把考清华作为第一志愿，可惜1933年高考失利，没有被清华大学录取。奇怪的是，九岁就立志入清华的何炳棣，没有选择“二战”，而是来到青岛，入读山东大学。
一位前清廪生，四十八岁老来得子，舐犊情深是可以理解的，但给八九岁的小孩子灌输不能留洋就一辈子受气的观念，一方面可以说，何寿权先生有开阔的眼光，另一方面，未免挟洋自重了些。也许从这里，可以觅到何炳棣自负自傲的一点线索。何老爷子的这番话，对孩提时代的何炳棣似乎很受用，1934年如愿以偿考入清华，1945年出洋，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过，这似乎也助长了何炳棣“以高等华人自居”的心态。
1926年冬天，何寿权先生带着独子何炳棣在南开田径场立志时，认为已经创办七年的南开大学，比不过尚在改大学之中的清华，理由当然是明摆着的：清华比南开容易出国。何寿权先生做梦都盼着何炳棣出国，有朝一日，成为“海归”，镀金回国，扬名立万，否则，一辈子灰头土脸。此种情形，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不少见。何炳棣一生的成败，在此一举。何炳棣顺应时代潮流，功成名就，大半得益于考取清华和出国留洋两大目标的实现。《读史阅世六十年》不惜笔墨，再三再四叙说这两件事情，也在情理之中。
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在《大学一解》中，以通才教育为尚。拙作《张世英：“转弯”的哲学》中，也提到老辈学人转系的事情，张世英从经济学系转到社会学系，最后转到哲学系；何兆武更有意思，大学四年读了四个系，土木工程系——哲学系——外国文学系——历史学系。何炳棣也有一个“转弯”的经历：从化学转到历史。
且看何炳棣怎么解释这个“转弯”呢？还是追溯到1926年，何寿权先生依照生日和忌日祭祖时，跟孩子唠叨，何炳棣对此异常重视，以至在自传里，特别交代一笔：很自然地就在我脑海中那么早就播下“多学科”治学取向的种子。
何寿权先生简单随意给何炳棣聊一点国学，涉及到经史子集，也不过零敲碎打而已，比梁漱溟小时候接受的国学可能多一些，但中国学问的根底还是差了好多，自负的何炳棣能够承认这一点，也算难能可贵了。接下来的说辞，就让人不大好理解了：必须郑重声明的是，以上概括性的回忆很容易给读者们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先父自始即诱导我成为一个史学家。
多学科取向的种子，没有让自己直接成为一个史学家，而是绕了一个不小的弯子，以上这些，都为何炳棣由化学系转型到历史系做一种铺垫，大概只有这样说，才能维护何炳棣高大帅气的学术形象。这又何必呢？倘若真心维护，何炳棣也应该与好友杨振宁一起维护。杨振宁小何炳棣五岁，“余生也晚”，没有赶上清华，而是西南联大，杨振宁入读的就是化学系，以此来论证当时化学系是学术精英的不二之选，解释的力度，岂不更大？！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的教书先生刘逸民有识人之明，刘先生在何炳棣上三年级时，有一句操行评语：如能爱众亲仁，则美玉无瑕矣。何炳棣八九岁时，老先生就能看出何氏最大的缺陷：不能与人和谐共处。
何炳棣1928年到1932年在南开读中学，整整四年，喜欢的老师也就一位——说一口地道的美国口语的高蔼鸿老师。高老师的夫君是柳亚子的公子——柳无忌。高老师浙江嘉善人，十次提问，总有六七次先问——“吴彬第”（何炳棣的嘉善读音）。
南开四年，还有一位令何炳棣印象深刻的老师，张伯苓先生的弟弟张彭春。何炳棣公正地说了一句，张彭春对发展话剧贡献甚大。然后，就叙说其在南开的悲惨遭遇。事情的缘起，1932年秋天《南开双周》内容越来越激烈，当时张伯苓先生不在天津，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召集《南开双周》编辑谈话，勒令停刊，激起公愤，南开同学召开大会，向校方表示强烈抗议。
校长张伯苓是宗教式的大家长型人物，是我们敬佩服从的对象。在当时礼教的影响下，青年人以亲生父亲为反抗对象者也不多见。但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往往需要一个“憎恨”反抗的对象才能维持心理和行为的平衡。张彭春正好供给我们情感上不可少的“反权威”的对象。他与乃兄伯苓先生性格迥异，伯苓校长热情洋溢，平易近人，张彭春却给人一种冷漠孤傲、装腔作势之感。大概全学年内星期一纪念周至少有三分之一是由他主持演讲的，久而生厌，厌极生憎。由于他以戏剧权威自居，讲话务求“舞台式”，声音完全是控制的、硬“憋”出来的，那种“假嗓门”使人听起来极不舒服。不但如此，他还模拟西方某派演说家的腰势手势，不时以右掌连连轻击前额，目光凝视远方，种种姿态引人反感。此外，他那长方形大过常人的脸庞与他的个性也很相称，同学中不乏称之为“驴脸”的。记得一位平素沉静寡言的同学曾对这位中学部主任作了风趣的总结：“张九没别的，就是大便干燥。”
何炳棣在中学和大学有过一段“社会活动家”的生涯，初试身手，就以失败告终，给了何炳棣一个深刻的教训。何炳棣因为是南开学潮的“罪魁”，当即被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开除，高蔼鸿老师怎么求情也无济于事。这件事让何炳棣记恨了张彭春一辈子，以至于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都难以平息心头之恨，还在那里诅咒：最“缺德”的是张彭春连转学证书都不发，逼得我在1933年初在北平不得不假造一张转学证书，盖的是“黑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大方木制的假图章。
这就不是性格和脾气所能解释得了了。何炳棣漂流海外，一直在学府教书育人，与张彭春先生同在北美，要是有一天，何炳棣回首往事，化解了心中的怨恨，前往张彭春先生府上叙叙旧，聊聊人生的过往，岂不是现代学界的佳话？！
何炳棣是南开学潮的“罪魁”，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作为一位阅读者，不大明白的是，《南开双周》越来越左言论偏激，引起何炳棣内心的不满，南开中学部主任张彭春先生勒令停刊，按理说何炳棣应该高声叫好才是，怎么就闹起来了呢？
1933年，何炳棣备战清华失利，暂时“潜伏”在山东大学。当时的校长是赵太侔先生，萧规曹随，遵照前校长杨振声先生兼容并包之方针，人才之盛，粲然可观。闻一多、游国恩、萧涤非、梁实秋、洪深、老舍、沈从文、吴伯萧、王统照、丁西林、童第周、傅鹰、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诸位先生，曾在此地教书育人。
何炳棣入读的化学系，可能是全校最强的一个系，系主任汤腾汉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傅鹰教授要求学生非常严格，一般学生难以接近。何炳棣说傅鹰教授是密歇根大学博士，据查，傅鹰先生毕业于密执安大学。
山东大学外语系主任梁实秋先生，决定对大一新生进行外语水平甄别考试，何炳棣位列第二名。有求益心的学友，对考试成绩自然是在乎的，不过在乎到何炳棣那样的程度，真不多见。
山东大学的前身是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闻一多和梁实秋，是杨振声校长的左膀右臂。1931年、1932年青岛大学学潮不断，闻、梁二位锋芒毕露，迎着学潮上，受到学生担待。当时校园壁报画着一只乌龟，一只兔子，旁边写着闻一多和梁实秋的大名，两位见到后，苦笑不已。闻一多甚至被部分学生视之为法西斯主义者，间或有学生喊出：“打倒不学无术的闻一多！”性情刚烈的闻一多哪里受得了这种窝囊气，1932年回到水木清华。闻一多和梁实秋为清华前后级学友，且梁实秋是经闻一多引荐给杨振声校长的，梁实秋并没有与闻一多共进退，离开青岛大学这个是非之地，而是留了下来，有情有趣的梁实秋，已将青岛视为人间仙境了。
1932年，杨振声先生去职，赵太侔先生就任，国立青岛大学改名国立山东大学。1933年何炳棣入学时，梁实秋依然担任图书馆馆长兼外文系主任。
何炳棣在山东大学遇到了一位来自美国的英语老师——泰勒女士（Miss Lillian Taylor），多年以后才知道她在20年代是美国故意反抗礼教的“女叛徒”之一，这就说明何以她在20年代卜居北平，和清华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同居生女而不婚。
诸葛殷同回忆：我辈在北京大学上学，节日常常分批去老师家问候起居。有一次彭燕韩学兄在金先生家忽问金先生：您以前结过婚没有？金先生说：曾与一美国女士同居过。彭兄说：金先生，你还干这种事！金先生有点生气，站起来：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彭兄吓得不辞而别。金岳霖先生如果有一个孩子，喜欢打探名人隐私的人士绝对不会寂寞。老辈如金岳霖先生，襟怀坦白，流淌魏晋风度，也不会为此事打掩护。
何炳棣在山东大学的“潜伏”很有收成，泰勒女士的辛劳没有白费，1934年何炳棣如愿以偿，与汪篯、魏蓁一、王瑶、居浩然、王永兴、杨志玖、任福善、吴承明、黄明信、赵俪生、黄诚、陈芳允、孔祥瑛、姚克广、王栻等286位同级学友一起迈进水木清华。清华外国文学系二年级接收一位转学生黄绍湘，黄绍湘与何炳棣在清华有深厚的渊源。1937年黄绍湘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1938年，何炳棣与汪篯、黄明信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毕业。
何炳棣在山东大学遇到汤腾汉和傅鹰先生，化学成绩有很大的提高，但在水木清华，还是遇到了障碍，权衡之下，只好放弃化学。据何炳棣说，放弃的原因有三：一，化学系宣布大一成绩达不到相当标准，第二年不准入系；二，张子高先生的教学作风，令何炳棣不满；三，来自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的几位同学，有着异常坚实的化学基础。
何炳棣还说，新建成四层高的化学馆是全校最大的建筑，但仪器等设备的限制使该系不能容纳太多的学生。比照何炳棣所说，经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毕业16位，1936年毕业20位，1937年毕业24位，1938年何炳棣这一班级有16位。全校最大的建筑——四层的化学馆，竟容纳不下这百十来位学生？难道学校有规定，每位学友必须像研究生费孝通似的，拥有一间单独的工作室？
何炳棣从化学转入历史，这在民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以为怪。何炳棣找了那么多理由，其实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何炳棣的化学基础没有来自上海中学和苏州中学的同学扎实，成绩落后，学了一年，没有达标，退而求其次，转入历史系了。何炳棣如果简洁明了，相信阅读者依然会怀着最大的善意。试想当年，如果找到了学习化学的办法，何炳棣还会在回忆录里埋怨张子高先生教学不得法吗？
何炳棣和赵俪生是同年入学的同级学友，二人在回忆录中同时提到了一些老师，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老师，赵俪生不以为然的，何炳棣则奉若神明，大有亲不亲阶级分的味道。
赵俪生对俞平伯很不以为然：讲着讲着，就把自己的祖上抬出来了。何炳棣却说：俞先生虽兼重章句训诂，讲课精彩之处却在批评与鉴赏。讲到《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迟迟”，《古诗十九首》里“白杨何萧萧”，俞先生引起我们哄堂，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
赵俪生回忆刘崇鋐和雷海宗：但当时有些教师、有些课，也确实不怎么样，如刘崇鋐的《世界通史》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就是显著的例子。刘后来在台湾被吹捧成史学的泰斗了，可当年教我们时，他的课纯乎是一大推Bibliography（资料），某著者、某书、某页至某页，无摘引，无转述，无议论，无概括，两堂过去，笔记上记的全是杂乱无章的数据。呜呼！雷呢，大概认为《通史》课嘛，你讲深刻的学生也听不懂，于是就像说相声似的“扯”吧。再看何炳棣回忆刘崇鋐：刘师为人谦虚和蔼，讲课极为认真。几乎周日晚间总在图书馆底层办公室里准备讲课的资料。他的演讲一般远较课本为深入，甚至有时太深入了而不能浅出，于是使我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
同一位先生，同一门课，不同的是坐在下面的学友，一位赵俪生，一位何炳棣，两位都崇奉自由主义，一位是左翼，一位是右翼，听课的感受，竟然天差地别。依照高王凌先生的理念，不妨两说并列。各位阅读者听一听两造之词，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民国历史而言，依然处在盲人摸象阶段，原因很简单：不听两造之词，只是一根筋地偏听偏信。
有一次月考，何炳棣备战刘崇鋐先生的《西洋通史》，满以为准备很充分，却只得了89分，心高气傲的何氏，内心很是纠结。坐在何炳棣右上方的姚克广，得了91分，善意地对何说：能得89分也很不错啦！姚克广后来改名姚依林。
大学三年，何炳棣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上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课，得到94分，那年全班大概不足四十人，全年大考得90分以上者三人，另外两人是：冯宝麟（1915—1995；1935年入学考试第二名，即后来长期主东南哲坛的冯契）得96分；黄明信（古藏文一等专家，其力作《西藏的天文历算》2000年冬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精印问世，而且获得《大英百科全书》的邀请改正内中有关藏历文章里的错误，但不知何以一生心血所在的《吐蕃佛教》至今迟迟尚未刊印）得90分。黄明信与何炳棣为清华大学舍友，颇有缘分，交情很深。
何炳棣作为清华园出身的史学家，在回忆30年代的历史系时，着重指出：第一，陈寅恪先生为上世纪30年代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属于一种误解；第二，蒋廷黻、刘崇鋐、雷海宗，特别是蒋廷黻，才是清华历史学派的核心。
且看何炳棣的说辞：在改制以后的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里，陈寅恪是国学研究院硕果仅存的大师了。由于这种历史关系，更由于近廿年来国际汉学界对陈寅恪文史贡献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前后刊出不少篇论文和一本论文专集，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
何炳棣接着说，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可是由于陈先生直接间接的影响，学生大都了解考证是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自1929年春蒋廷黻先生由南开被聘为清华历史系主任以后，历史系的教师、课程和教研取向都有很大的改革。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
1980年何炳棣被访问时，对30年代清华历史系作了扼要的回忆，其实，也是一个论断。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回想起来，在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
何炳棣和清华同级学友王瑶有着同样的情结。朱自清担任中文系主任长达十六年，弟子王瑶说朱自清领导清华中文系，对清华学派贡献巨大，云云。何炳棣则说，蒋廷黻先生1929——1935年担任清华历史系主任，在清华历史学派中居于主导地位。一位文学史家，一位历史学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其实只要两位物来顺应，廓然大公，这种低级错误是可以避免的。
陈寅恪先生并不是一位精于考证的历史学家，清华历史学派的特征在释古：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陈先生治学，视野宏阔，高瞻远瞩，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义理和考据，汉学和宋学，中学和西学，是融合在一起的。何炳棣把陈寅恪先生定位成精于考证的历史学家，只能说不懂“家法”。何炳棣懂得“家法”还要这么说，则无异于诛心之论了。
需要补充的是，何炳棣夸赞蒋廷黻所在的清华历史学系，与当时北大、燕京、辅仁等校的历史系不同，蒋先生强调外国史（西洋和日、俄史）的重要。
1935年是蒋廷黻来到清华的第六个年头，在历史系的“改革”告一段落，响应政府的征召，前往行政院，开启了政治生涯。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学程为例，看看燕京大学“中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是否与何炳棣的说法吻合？
其中，中国与东亚细亚史十三门，六门本学年不授，开设七门。东亚以外诸国史二十三门，十门本学年不授，开设十三门。也就是说，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学年，国史开设七门，外史开设十三门，外史与国史的比例，将近二比一。清华历史系与燕京大学比较，如果说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外史”开设的还不够多。
中华书局在出版说明中特别强调：《读史阅世六十年》是何炳棣先生的自传，他把自己一生求学和治学的经历“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既是他个人“读史阅世”的学思历程，也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丰富翔实，启人深思，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不过粗粗浏览六十页，《读史阅世六十年》这本“堪为现代学人自传的杰作”，就充斥着这么多不实之处，也许是天真烂漫的何炳棣先生不经意间把“诗”当成了“真”。需要指出的是，确实“坦诚无忌”，并不是“原原本本”。
